小花

　　南方時事圓桌
　　本期嘉賓
　　南開大學教授 付洪
　　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副教授 黃迎虹
　　南開大學博士 陳盛榮
　　四會市社科聯委員 唐德鑫
　　香港孔教學院院長 湯恩佳
　　雲南紅河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範德偉
　　福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甘滿堂
　　松田學院思想政治理論部講師 陳婞
　　解放軍理工大學教授 劉淑萍
　　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陳奉林
　　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邵小萱
　　主持人：南方日報記者 李勁
　　策劃統籌：郎國華 羅彥軍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之際，一場名為“罪與罰：關於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侵華戰爭暴行的道德與法律思考”學術研討會於8月15日至16日在廣州、四會舉行。由暨南大學、四會市六祖寺主辦，暨南大學中印比較研究所、哲學研究所承辦的這場學術研討會，從“中日關係與世界和平”“日本戰爭暴行的根源：文化反思和歷史回顧”“認識日本：道德、評價及其他”“對日本戰爭罪行與侵略歷史的法律清算”等四個方面，對血腥的日本侵華史進行鞭撻，為當今中日關係和東亞和平發展尋路。
　　來自海內外的百餘名學者、大學教授和媒體人士參加了這次學術研討會。廣東作家協會主席、暨南大學黨委書記蔣述卓教授，四會市六祖寺方丈釋大願等出席開幕式並致辭。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與會人士的發言理性、平和，具有建設性。
　　中日要避免關係“世仇化”
　　付洪：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日本右翼勢力極力迴避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對亞洲國家造成的傷害，歪曲、否定甚至美化日本侵略歷史，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影響了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依舊是亞太格局的強力影響者之一，中日關係還會在很長時間內受到“美國因素”的制約。處理中日關係需要“大手筆”，其關鍵為在美日之間的博弈中找到符合中國利益的“戰略平衡點”。
　　歷史證明，中日兩國民眾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加強瞭解與互信，才能從根本上促進中日關係的發展，從而構建面向未來友好的中日關係。
　　黃迎虹：和緩的中日關係，一如中美關係一樣，事關中國能否繼續維持和把握住戰略發展機遇期。這需要中日雙方共同努力，形成良性互動。
　　中日兩國不僅要在戰略上共同努力，實現和平共存、共同發展，還要在文化上走向良性互動的道路，以避免兩國關係的“世仇化”。
　　陳盛榮：當前中國的一個重要奮鬥目標，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仍需保持冷靜，不能被個別國家的挑釁或“激將法”所矇蔽。只有國家強大了，任何人、任何國家才不敢輕視或欺負你。
　　唐德鑫：在經濟上，當前日本許多激進國粹主義經濟學家都主張“經濟雁行模式”理論，認為在中日經濟競爭過程中，中國會不斷地超越並最終代替日本的地位，這引起了日本政界相當一部分人士的恐慌。上述日本政經界人士因此極力渲染“中國勢力膨脹論”，並從各方面竭盡所能地遏制中國的發展。
　　在安全戰略方面，日本由於其島國形態，特別關註海洋方面的國家利益。當前中國各項實力不斷增強，也令日本一些人惴惴不安。由於日本對華的種種偏見，日本政界的錯誤解讀，導致了中日關係的不斷惡化。
　　因此，無論從歷史上還是現實的角度看，中日關係惡化的責任在日方，其根源在於日本基於歷史而形成的畸形文化形態和民族心態，國家體制及地緣戰略，以及延續至今的“冷戰”思維等。
　　日本侵略罪行需要道德清算
　　湯恩佳：日本人喜歡“怪力亂神”，結合日本特殊的生存環境，使日本長期存在著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因此，日本人在發動侵略戰爭之時，犯下了違背道德原則的纍纍罪行。
　　日軍在侵略戰爭中表現出的殘忍性、破壞性、殘暴性，以及對生命的罔顧和殺戮，對人性、人類尊嚴、正義等基本人類準則和國際法的踐踏，都是空前絕後的。日軍的暴行違背了東亞的價值觀，需要從道德角度加以深刻清算。
　　範德偉：在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初期，日軍在中國的暴行纍纍，罄竹難書。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南京大屠殺。日本在戰略上故意美化其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使其暴行“爭議化”，造成了侵華日軍逃避戰爭法規約束的錯誤認識。在侵華戰爭中遭遇中國頑強抵抗時，日本又提出所謂的“摧毀中國戰鬥意志”戰略。日本的“摧毀中國戰鬥意志”戰略，簡單說，就是製造戰爭恐怖。侵華日軍的無區別空襲，大規模殺戮，為達到戰爭目的不擇手段，為的就是令中國軍民對戰爭產生恐懼感。
　　甘滿堂：日本國民具有全民信教的特征，90%的國民都信仰神道教，神社文化具有很廣泛的社會信仰基礎。日本明治政府利用神社的廣泛民眾性、鮮明民族性和與皇室的緊密關聯逐步確立起國家神道體制。靖國神社原屬於國家神道，在二戰前為日本軍國主義與對外侵略服務。我們需要警惕日本的右翼勢力企圖利用靖國神社來複活國家神道的政治野心。日本政府高官“拜鬼”是從更高層面美化其對外侵略戰爭。
　　陳婞：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其根植於深層日本文化，經歷漫長的發展歷程，有著深遠而豐富的思想淵源。從島國意識中發芽的侵略意識，結出武士道之惡果，最終在國家政治系列的推動下，發展為日本近代完整的軍國主義理論，指導了一系列侵略戰爭，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二戰之後，雖然軍國主義政治體制、軍事體制等外在制度都已消亡，但是以文化、宗教等為存在方式的軍國主義思想淵源在日本不會消失。這就為我們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至今不死、日本不能徹底反思歷史的深刻原因。這也提醒我們，必須從防止作為軍國主義思想淵源的眾多思想文化極端化的方向入手，才能找到防止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方法。
　　各國共同遏制日右翼勢力
　　劉淑萍：從今年開始，對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同胞的祭奠上升為國家公祭，併成為歷史記憶的一種方式，這不僅僅是民族、國家乃至世界歷史的記憶，而且對中華民族近代史的反思、對民族的自覺與自信，對中華民族如何屹立於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民族之林都有著深遠的意義。
　　對日本右翼勢力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等行為，不能只靠譴責和抗議，必須有本民族和國家的理性認識與倫理認同，也必須有世界各民族國家之間平等且互相尊重的“生態倫理觀價值”（而不是抽象的倫理普遍主義），才能還歷史以公正和正義。此舉更有利於聯合國際社會進步力量，共同遏制日本右翼勢力的發展，共同抵制其對亞洲安全的新威脅。
　　陳奉林：在整個日本侵華戰爭中，日本軍人的武士道精神因日本天皇而得到充分的發揮，數以百萬計的日本國民被引向戰爭的災難。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十幾年間，日本幾乎所有的重大軍事行動與策劃，或是得到天皇的批准，或是由天皇在御前會議上作出決策。裕仁天皇對日本侵略戰爭負有直接責任。
　　邵小萱：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的大屠殺，規模之大、受害人數之多、手段之殘忍，已滿足了國際法上的國家責任中關於國家不法行為構成的兩大要件：可歸因性（歸因為國家行為，既包括國家行為，也包括代表國家行事的人或實體的不當行為）與非法性（違背國際義務）。所以日本理當承擔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法律後果與法律責任。　　（原標題：警惕軍國主義在日文化中複活）